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共同发起名为“我们周围的海洋” (Sea Around Us)的联合研究课题。该研究发现，包括现代劳工奴役制在内的劳工滥用是一种“隐形补贴”，使远洋捕捞船队盈利，并且助长过度捕捞行为。
通过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周围的海洋”研究课题的渔业数据与关于现代劳工奴役制的国家数据相结合，研究人员发现，有些国家的船队严重依赖政府补贴，它们在远离自己国家海港的海域从事捕捞行为，也未能详细报告其实际的渔获量。这些国家常常超出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开展远洋捕捞，它们滥用劳工的可能性也更高。
“中国、台湾、泰国、韩国和俄罗斯的渔船上船员尤其处于劳工奴役风险，因为这些国家缺乏管理监督，再加上海上执法的复杂性，使得船员更加容易被迫超长时间工作。并且，通常船员的工作条件恶劣，但却拼命捕鱼，以换取很低的薪水，甚至有时候根本不能得到薪水”。来自西澳大学的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大卫·蒂克勒（David Tickler）如此表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海洋渔业产量以每年120万吨的速度下降，许多渔业国家的渔船保持“盈利”的唯一方法是获得政府补贴。但是，劳动力成本通常只能通过降低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才能降低。
“对这些船只缺乏管控使得它们成为滥用劳工、开展非法捕捞等犯罪行为的沃土。同时，上述情况还便利了渔获物的转运，许多渔船通常会在登陆前合并渔获物。因此，非法捕获的海产品以及滥用劳工渔船捕获的海产品，都会在进入供应链之前与合法渔获物混合在一起成为合法渔获物”，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海洋和渔业研究所（UBC's Institute for the Oceans and Fisheries） “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丹尼尔·鲍利（Daniel Pauly）说道。
最终，如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那样的“低劳工奴役风险”市场进口了现代奴役制下捕获的海产品。
“在美国，劳工奴役风险较低，但美国的海产品进口量约占全球的14％。这些进口海产品涉及的奴役风险将是美国国内渔获物的17倍”，西澳大学“我们周围的海洋——印度洋”研究课题负责人兼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德克·赛勒（DirkZeller）说道。
“一旦进口海产品在当地市场与美国船队捕捞的渔获物混合在一起，供美国国内消费的海产品来源于现代奴役制下捕捞或加工的可能性会增加8倍——这使得渔业资源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的执行变得尤其困难”，西澳大学海洋未来实验室（Marine Futures Lab）主任、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杰西卡·米尤维（Jessica Meeuwig）如是说。
在得出上述研究结果之后，研究人员呼吁加强国家法制建设，以便可以透明地审核海产品供应链中影响渔业可持续性的环境和社会因素。“大型海产品公司担负的责任因此变得重大，这些公司往往最能影响供应商的行为，而这些供应商或许尚未意识到他们正从现代劳工奴役制中非法获利”，自由行动基金会（Walk Free Foundation）负责人、全球奴役指数（Global Slavery Index）创建者费奥纳·大卫（Fiona David）说道。
研究报告来源：
David Tickler, Jessica J. Meeuwig, Katharine Bryant, Fiona David, John A. H. Forrest, Elise Gordon, Jacqueline Joudo Larsen, Beverly Oh, Daniel Pauly, Ussif R. Sumaila, Dirk Zeller. Modern slavery and the race to fish.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8; 9 (1) DOI: 10.1038/s41467-018-07118-9
编译：王子薇
审校：许焕荣、邹磊磊
文章来源：Science Daily网
